导语：我佩服的老中医中国医大师熊继柏是其中一位，不是因为湖南名医“铁杆中医”编著者彭坚老师夸赞过他，而是因为很多古今中医大家都说要成为一代名医必须熟读经典背诵经典，否则难以成名。熊继柏读书多，背诵多，至今张口能诵，千百名方信手拈来。多次被邀参与抢救危重病患而屡建奇功……
讲讲中医从什么书读起，这个问题是值得探讨的。有人曾采访过我，问我是什么派的。我说我既是学徒派，又是学院派。为什么这么讲呢？我是学徒派，谁都知道，现在有句笑话，叫“地球人都知道”，因为我讲真话，从不隐讳我的出身，讲假话我不会的。
问我是什么文化水平，我说我就是学徒出身。十三岁当学徒，当到十六岁当医生。当学徒的时候，什么事我都干过，给老师提尿壶，那是常事；打洗脸水、倒洗脚水，那也是常事；在药铺里下梭板，打扫卫生，扫厕所，这些事我都搞。
我记得二十年前，我校的彭坚教授讲过一句话，他说:“我们湖南中医应该研究熊继柏现象。”他说应该研究一下我的现象。他说你为什么会讲课，为什么会看病，为什么会写书，他说我们值得研究一下这个现象。
我在农村公社卫生院工作了20多年，又在城市又当了30多年医生，更重要的是我在高等学府教了30多年书，退休后几乎跑遍全国，所以我对基层的问题很了解，像我这样的人确实不多，所以我就琢磨中医的教育问题。
我是从哪些书开始读起的？
我不讲规律，我就讲讲我是怎么读书的。
第一本书——《雷公炮炙四大药性赋》，我四个早上把它背完，一个早晨背一个药性，寒、热、温、平，就四个早上背完了，白天我就玩，没事干。
背完了接着就是《药性歌括四百味》，当时背了，但现在我不一定还记得。四大药性赋我还能背，要我写我还能写下来。《药性歌括四百味》我就写不下来了，连接不起来了。这就是第二本书。
第三本书——《医学三字经》。要说明的是，我读的书都是抄来的，不是原版的。第一，没有书买；第二，买不起。都是抄师傅的，抄了有错别字，师傅给你改正，改过来后再教一遍，让你去读，就这样的。
第四本书是《脉诀》，包括《王叔和脉诀》和《濒湖脉诀》两本脉诀，这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诊断学。这是第四本书。
第五本书是《医宗金鉴·四诊心法要诀》，讲的是诊断学。
现在总结归类就是中药学、三字经、诊断学。
之后开始学方剂。首先是《局方》。《汤头歌诀》读完了，读陈修园的《时方歌括》，这两本书的方剂歌括我全能背，比如藿香正气汤：“和解藿香正气汤，苏叶白芷共藿香，陈半茯苓大腹草，厚朴桔梗引枣姜。”这是《金鉴》的。
“藿香正气白芷苏，甘桔陈苓术朴俱，夏曲腹皮加姜枣，感伤岚障并能驱。”这是《时方歌括》的。这两本方剂书我都能背。
读完方剂后开始读内科学的书。内科第一本书是陈修园的《时方妙用》。“中风……风者，主外来之邪风而言也。中者，如矢石之中于人也。”像这样的话都要背，这就是接触内科学。
接触内科学以后，老师就开始跳跃式地教我了，这是我的第一个老师，胡岱峰老师，他是清朝秀才，古文功底好得不得了，他的古文真是学究式的。
他说我能读书，不能跟大家一起读，要开小灶，因为我们那时候是一个班。让我开小灶就是学习《伤寒论》，读的是《伤寒论新注》。开始是读原文，老师的标准就是背。
背的同时也讲，比如给我讲猪肤汤，我问过一个问题，我问老师：猪肤是不是就是猪皮，老师回答说是，我说：“那是不是随便哪里的皮都可以？”“哎呀，你怎么问这样的问题呢？”老师说：“你怎么问这样的话，你问得出奇呀。”他感到奇怪。
又比如“五苓散，白饮和服”，我问“白饮”是什么，老师说：“白饮就是米汤啊。”就问这些东西，都是当时读书的灵感，所以永远都记得。
就这样《伤寒论》我背下来了，背下来后就觉得这书读得差不多了，这样的书都能背下来，而且是搞不懂的书。我为什么现在始终念念不忘我这个老师，就是因为我这个老师引我人正门。如果没有这样的老师，我对经典不可能读得这么好。
《伤寒论》读完了，接着就是《金匮要略》，又是要求背。我一年内把这两本书背完，半年背一本，其中《金匮要略》好背，就是《伤寒论》不好背，尤其是太阳篇，把人背得晕头转向。这两本书读完后，赶上年开始“大跃进”，我就当医生去了。
刚开始看病时，我读些什么书？
我当时就读了这么多书开始去当医生。那时刚开始当医生看不好病，当然也可能偶尔看好一两个，但总是不满意。人家老医生看了几十年，病人天天找他看，因为看得好啊。
我就问那个老医生：“你怎么看得好病，我怎么就看不好呢？”我问他读些什么书，是不是书比我读得多些。他问我都读些什么书，我说读了《伤寒论》《金匮要略》，他说：“谁读那样的书啊，那书有什么用，那书没用。那书是讲理论的，不是看病的。”我说：“你怎么知道啰？”他说：”我们都不读，你看我们哪个读，一个都不读。”
这就是说当地的医生没一个读过《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但他们就能看得好病。于是我就问他读些什么书，他告诉我只读过《医宗金鉴》我又问他《医宗金鉴》怎么读，他说就读《杂病心法要诀》。好，我就找到《医宗金鉴》，把它借来。
我一看，《杂病心法要诀》基本出自《金匮》，但它在《金匮》方基础上加了一些时方，就成了一些常用方了。
另外一位医生又告诉我，《医宗金鉴》里面值钱的是它的妇科学和幼科学。我在读《医宗金鉴》时又发现一个问题，《伤寒心法要诀》把庞大复杂的《伤寒论》原文精化精简了。
于是我把《伤寒心法要诀》认真读了，比内科《杂病心法要诀》读得要熟得多。这样，我就花力气读了《伤寒心法要诀》《妇科心法要诀》和《幼科心法要诀》。所以我的学生都知道，我经常用《伤寒》方、《金匮》方，用得很熟，妇科、儿科基本上用《医宗金鉴》的方，这是自学的。
读完了这些书我才真正开始当医生。
看病不光是书本上的东西
在农村当医生，你要应付各方面的病人，尤其是当你出名以后，比如我那时每天要看将近一百个病人。那时候很多怪病就开始遇到了，师傅不在身边，我没处去请教，农村那些老医生我跟他们讲《伤寒论》和《金匮》他们不懂，所以我只能自己解决。
我看病没人带，都是自己闯出来的，所以我的经验都是实践中反复摸爬滚打出来的。跟我上门诊的这些学生得到我的经验好像很容易，其实我是吃过大苦的，所以我现在用起来，学生们一下就学到了，好像非常简单，其实我是经过几十年磨炼得来的，其中既有正面的，更有反面的，它是不断地升华、总结出来的东西，它不光是书本上的东西。
对于一个方，我怎么加，怎么减，已经形成了一个规律。某个病一来，我立刻能想到用什么方，这些经验是我几十年积累的东西。病人一来诊察之后，我的方就出来了，为什么这么快呢？因为我搞了几十年啊，我看了几十万人了。
在这个实践过程中我又读了一些书，比如《傅青主女科》，我读得很熟，《傅青主女科》里面的方我经常用，当然是有选择地用。治妇科病我基本上就是用《医宗金鉴·妇科心法要诀》和《傅青主女科》的方，治儿科病我基本上就用《医宗金鉴·幼科心法要诀》的方。
曾经有一本幼科专著叫《幼科铁镜》，我读过，我个人觉得不怎么样。还有一本书是陈自明的《妇人大全良方》，这本书过于复杂，把妇科复杂化了。
我经常说我们中医学本来就够复杂的了，我们现在有不少的中医，甚至于号称中医学家，他把中医学人为地复杂化。难道还嫌它复杂不够吗？把它人为地搞复杂了，我们的后人还怎么来学啊！一看到就怕它，一看到就住后退缩，进一步退三步，他还怎么学？这人为的复杂给后人带来的弊病，只能给中医学术带来摧残作用。
我的第一位老师教我通读了《伤寒论》和《金匮要略》。到96年，我又拜第二位老师了，他是陈文和老师，日本东京大学医学院毕业的，他是在国内学中医，然后到日本去深造。
陈老师发现我读书读得好，但有明显的缺陷，第一，没学过温病学；第二，没读《内经》。温病学和《内经》讲些什么东西，我确实都不知道。我后来见到我第一位老师胡老师时，我就问他为什么不教我读《内经》？
他说：“你那么小，读什么《内经》，那是你读的啊？到时候你自然就可以读。”我问他要到什么时候？“当几年医生以后，到20多岁30岁时再读吧”，这是胡老师跟我讲的，他叫我到二三十岁再读《内经》。
在陈老师那里，他就教我读《内经知要》，其实我原来真正的《内经》功底就是《内经知要》，温病功底就是《温病条辨》。《温病条辨》拿到手以后，我的感觉就不一样，这都是我原先不知道的。
所以我就在《温病条辨》上下了功夫。我对《温病条辨》是读得很熟的。我们学校的温病教研室主任谢凤英教授，她的温病学水平是很不错的，一次偶然的机会她发现了我对温病也很熟，她说：“你怎么对《温病条辨》那么熟啊？”我开玩笑说：“难道就只允许你一个人熟啊！”
现在我就可以告诉大家了，我治病用的方来自哪些地方。开始不是讲了两本方剂学吗，这是基础，然后是《伤寒》方,《金匮》方，《医宗金鉴》方，程钟龄的方，傅青主的方，然后就是温病方，就这么多方，就来自这些地方。
当然，以后还有一些杂家的方，比如张景岳的方，喻嘉言的方，李中梓的方，还有《审视瑶函》的方，那是个别现象，包括《医宗金鉴·外科心法要诀》的方，那都是个别的方，不是全面的，上面讲到的那些方才是全面的方。
跟陈老师重点就读了《温病条辨》和《内经知要》，陈老师告诉我一个重要的道理：要想当一个好医生，必须大量读方剂。他有个手抄本，有多首方，当时他要我抄下来，我那时因为记性好得很，全记得，就没抄。那时又没有复印机，否则的话就复印下来了，真可惜啊！
自从跟陈老师学了温病学后，回去当医生就大不一样了。当时我们那里乙脑、流脑流行，我治好几个危重病例，在石门县西北地区的医名就打开了，所以我出名是在年以后，是因为治乙脑、流脑。
学徒派读书有何特点？
上面所谈的就是学徒读书。分析学徒读书的特点是：
第一，读的是原著，没有水分，至少没有现在的书这么多水分。我不是读的现在的书，我读的是原著，这是第一。现在的教材里面有很多是人为的错误，人为的复杂。
第二，我读中医书，并且读得比较熟。恐怕大部分人虽然读是读过，但没有读得这么深，读得这么熟，尤其是现在科班出身的，尽管对某一门很熟，比如讲《金匮》的对《金匮》很熟，讲《伤寒》的对《伤寒》熟，但是讲《金匮》的不熟悉《伤寒》，讲《伤寒》的不熟悉《金匮》，他还不一定做到了纯熟，因为他没有背书本，仅仅局限于教材的一点点，教材以外的不注意去读。
当然全部中医学徒都像我熊某人一样读书是不可能的。第一，不可能人人都有很好的记忆力，有很好的悟性；第二即使有这个记忆力，下不了这个决心，不能像我这样不要命地去读书，去搞临床实践。因为我有一个环境所迫，没有饭吃，没有衣服穿。
我学医时吃什么？吃红薯。我睡什么？一床棉絮，既没有被套，也没有床单。那个时候都是两个同学一起睡，一个出盖被，一个出垫被，但是谁都不愿意和我睡，为什么呢？因为我一没盖的，二没垫的，一床破棉絮，并且还有几个洞，我就一床棉絮一裹，就是这么睡觉，哪像现在的年青人生活这么幸福。我当时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读书。
后来当医生的时候我连煤油灯都点不起，经常在月光下看书。所以我经常讲，一个人要成功，要两点，第一，要聪明；第二，要勤奋。用我们的土话讲就是发狠，不要命地去干。你说现在的聪明人多不多？像现在的硕士、博士，哪一个不聪明啊？但是你能下这个狠功夫吗？这一点很难。
有人问我：“您到底读了多少书啊？”我给大家交个底，其实并没有读很多书，只是我读得比较熟，读得比较细，理论功底比较扎实，临床经验比较老到，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一个中医学徒学医的特点。
在这里我还要提到一点，过去我们的中医老师有门户之见，有派别。比如我的两位老师，第一位老师是典型的温热派，他熟读《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也很熟悉《内经》，但他不懂温病；而我的第二位老师是清凉派，他恰恰注重温病。
因此，现在回头反思他们的临床功夫，我第二位老师治疗常见病擅长，第一位老师治疗怪病功夫厉害。我很幸运恰好得到了这两位老师的指点，如果我只跟了第一位老师而没有跟第二位老师，那我的临床水平肯定没有现在高。这就是学徒的偏颇，所以我说学医者的老师绝不能糊涂。
我记得初当医生时，在我们山区遇到了一个病人，他的脑袋肿大，脖子也肿得和脑袋一般粗，又红又肿，又痒又痛，又发烧。我当时只有十六七岁，有人请出诊看病我很高兴，看了这个病人之后很自信地判断是“大头瘟”，于是很有把握地开了个“普济消*饮”。
哪晓得病人吃了三付药，一点都没好，于是我又给他改了个“防风通圣散”，心想这个病人又痒又痛又发烧，不是风火吗？防风通圣散既消风又泻火，应该会好。结果又没好，我就傻眼了，顿时方寸大乱，跑了三十里山路去找我的老师。
我老师当时八九十岁了，正在家里抽一个大烟斗，我进门后很恭敬地叫师傅，老师见了我就说：“你来了，是不是看病看不好啊？”我说：“是的。”于是把情况告诉了老师，然后问：“您看怎么办呢？”师傅慢条斯理地给了我三个字：“翻书去。”我这来回六十里山路算是白跑了，但是“翻书去”这三个字有好处啊。
回去后我一通宵都在翻书，还要思考，这样得来的知识比老师讲的印象要深刻得多。所以，我后来基本上不再去问老师了，因为问他也就是这三个字，不骂人就算不错了。现在，有时候我也会跟我的学生开玩笑说：“翻书去。”
当然，旧时的老师带徒弟也是很严格的。有一次我治疗一个寒实结胸证的病人，用“三物白散”，开了“巴豆霜”一钱，碾粉后冲服。
医院药房去买药，药房捡药的老先生有七八十岁，经验非常丰富。他拿到处方后直接扣下了处方，送到我师傅那里，然后打发病家把我叫到师傅那儿去。
我知道是因为巴豆霜的缘故，到了师傅那里，他明知故问说：“巴豆霜是你开的？”我说：“是的。”他说：“巴豆吃了会怎样啊？”我说：“书上说，不利，进热粥，利过不止，进冷粥。”他说：“要是吃了拉血怎么办？”我听了就傻眼了，因为张仲景没讲吃了会拉血呀！
师傅就责问了我一句：“你有多大能耐？敢开巴豆霜？”我当时还壮着胆子辩白了一句：“师傅，我是看您经常开。”我很后悔说这个话。后来我再也没有开过巴豆霜了。所以，我当医生一辈子都很谨慎，没有出过医疗事故，砒霜、斑蝥、马钱子这些有*的药物我都不用，老师对徒弟严格是有好处的。
在我学药的时候，有位七十多岁的姓郑的老师让我受益匪浅。我做学徒要一大早起床，把门打开，把卫生打扫得干干净净，晚上下班后要把药屉一个个整理好、关紧，称药的秤、压纸的木方、冲臼、研钵都要整整齐齐地放在固定的地方，碾槽要收拾干净竖起来。
切药的时候，老师规定切一种药就尝一种药，切当归就尝当归，切苦参就尝苦参，切*连就尝*连。当时我不理解，觉得味道太难忍受了。现在我理解了，这样做才能知道哪个药是什么味道，什么药麻口，什么药封喉。因此，我非常感谢这位老师。
学院派读书有何特点？
我已在中医大学教学30多年，我认为学院派的优势在于：
第一，学科系统全面，有系统的教材，如中医基础理论、诊断、中药、方剂、内科、外科、妇科、儿科、骨伤科，等等，分科很细，而我们学徒无所谓分科；
第二，管理规范，只读书，不像我们学徒要做各种杂事，包括打扫卫生、上山采药，等等。
但学院派也存在几个问题：
第一，不专，学专业不专，心思不专。因为现在的大学生要全面培养，要与世界接轨，做综合性人才，这当然没错。但由此也产生了问题，比如很多学生都把大量精力倾注在学外语上，就不能集中精力学中医，他们在专业上的深度和广度就会受影响。
第二，脱离或者说缺乏临床实践。学中医脱离临床实践是最大的问题，中医必须进行临床实践。我记得上海中医药大学的老院长金寿山教授讲过一句话：“脱离实践讲理论，那是空洞的理论，耍的是花腔，好看不顶用。”
这话讲到点子上了。有些人说理论头头是道，著作一本接一本，但连个感冒都看不好，这是什么中医呢？这就是学院派的两大毛病，包括现在的硕士、博士，有的人务实、舍得下功夫，专业可以学得不错；若稍微一飘，就只剩下外语好，其他都不好。
因此，我们很多高学历的人缺的恰恰是专业水平，是临床能力，这也是中医人才问题的症结所在。
文源:通玄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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